创造社的理想社会
润华
1921年创造社成立，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把创造社看作一个文学团体，这使我们对有关创造社的一些文化现象做了简单或者片面的处理。创造社缘起於创办一个纯文艺刊物的愿望，《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还冠以“纯文学”的标志，而创造社留下的大量创作与评论也足以构筑一个文学流派。但是，如果整体地、全面地考察它以出版为依托所从事的精神文化活动，就会发现他们的精神触角其实已远远地伸出了文学以外。在创造社的出版物中，包括了物理学、生物学、海洋学、社会学、数学等众多学科。1928年预告的“社会科学”丛书，则主要是有关社会主义、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创造日宣言〉宣称：“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1925年刊行的《洪水》就是一种综合性刊物，创作、评论完全淹没在各种文化批评、政治评论甚至一些宣言、口号之中。1926年3月出版发行的《创造月刊》继续了这种趋势，直到1928年创刊的《文化批判》则彻底地成了从事“文化批判”的非文学刊物了。可见，创造社的精神视野一直没有局限於文学，而是向著更广泛的思想文化领域努力拓展。因此，把创造社的历史概括成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精神文化事件，要比把它看作一个单纯的文学社团有意义得多。一 创造理想社会是基本价值取向
创造社受胎於1918年郭沫若与张资平在日本博多湾的一次谈话。当时张资平从国内回到日本，叹息“中国没有一本可读的杂志”，“甚至《新青年》也很肤浅”，两人便酝酿在国内创办像日本那样的纯粹的科学杂志和文艺杂志。几年以后，在达夫、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几位同人的努力下，《创造季刊》在上海创刊了。
《创造季刊》创刊号有一首序诗曰〈创造者〉，可以说是“创造者”们赤诚的内心独白：“我幻想著首出的人神，／我幻想著开辟天地的盘古。／他是创造的精神，／他是产生的痛苦。／……／本体就是他，上帝就是他，／……／他从他的自身，／创造个光明的世界。”这预示了创造社同人创办杂志的精神指归——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1924年在《洪水》周刊上，周全平写下〈撒但的工程〉作为刊首语。他几乎用宣言的形式，满怀激情地重复了上述主题：“我们要定下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一切社会的丑恶；我们要定下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求是一切丑恶的破坏，没有调和，永无妥协的破坏！我们要凭著良心的指挥，永远为正义与真理而战！待把秽浊的尘寰依旧变成纯洁的白地，再来创造出美善伟大的世界。”
这些发刊词之类的文字不仅仅暗示了一种杂志、一个专栏的创办宗旨之所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创办者同人内心里飘荡的那面精神信仰的旗帜。我们往往认为创造社所标榜的“创造”二字乃是其内心里供奉著“艺术之神”的缘故，实质上他们所敬仰、所顶礼膜拜的，却是一个“地上的天国”、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艺术或文学只是一架搭载他们直奔天国的马车。
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不只是创造社同人创办杂志、从事文化事业的一个宣言，而且亦是沉积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基本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浸润在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想像之中，成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以及其他文化活动最内在的制约力量。
创造社的小说作品要以达夫、郭沫若的“自我小说”最具代表性。他们塑造“自我”形象，直接叙写身边的“小事”，表达个人一己的情绪和体验，有著纯粹的私人化倾向。然而，就是这类小说，也闪烁著或者直接构成了一个基本主题，即呼唤一个富强的民族国家或者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达夫的成名作《沉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主人公一方面用一种饱含忧郁、伤感、愧疚甚至绝望的语调倾诉著个人幸福生活的不可得，另一个方面却把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满怀道德热情地表达了对民族国家富强的渴求。特别是小说的结尾，显得相当地突兀和富於历史特色：“‘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郭沫若在写於1923年的小说〈月蚀〉中，平静地讲述了一家人去看月蚀这样一件平凡小事。然而，就在这样一件小事的叙述过程中，自身经济境况窘迫、国家积弱不振、外国在华势力膨胀、孩子基本需求无法满足等种种身外因素，频频刺激主人公“我”的脆弱的心灵。“我”一方面通过对故乡的美好想像来寻找某种慰藉，另一方面则直接呼唤著“在这个亚当与夏娃做坏了的世界当中，另外可以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成仿吾的代表作〈灰色的鸟〉以及田汉发表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剧作〈咖啡店之一夜〉，都是讲求情节发展的叙事作品。相对来说，作者在作品中的介入更为复杂、隐蔽。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在这类作品中演化成一个叙事模式，即“压迫—抗争—创造（理想社会）”。〈灰色的鸟〉的主要人物丁伯兰身受宗法制度的迫害，又适逢暗恋的对象因贪图钱财和地位而离去，因此完全为一种悲哀的情绪所笼罩，有著强烈的厌世倾向。但他最终还是到了“现世的一个小小天国”，即“‘由教育到心的改造！’堕落了的现在的人们，把他们作为不曾生存的罢！我们祖国与全人类的真的光明，还是要我们牺牲一切去创造。我虽然这般弱小，我愿把我的全身心，往这方面做去。”〈咖啡店之一夜〉写酒店侍女白秋英因贫穷与地位低下而被从小青梅竹马的暴发户的儿子李乾卿所抛弃。酒客林泽奇是一个学生，家里贫困，为了替老父亲还债而被迫接受父亲定下的婚事，几乎要消沉下去。两人在酒店中奇遇，互解心事后，决心“为了祖国人民的苦难”，“勇敢地活下去”。这里，“创造”的尾巴尽管已经隐去，但是情节的逻辑却暗示著故事朝著“创造一个理想社会”的方向发展。这类作品有著明显的主观演绎的痕迹，在这种非常直露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创造一个理想社会是创造社同人的最终关怀。
郭沫若的《女神》是创造社诗歌创作的代表，集首〈女神之再生〉一诗凸现出《女神》的一个基本思想：“我们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是“再生之女神”的人生要义，她们要在“创造”中实现全部的人生价值。女神们这种救世精神和“创造”的理想，是贯穿《女神》的一条基线。譬如〈炉中煤〉抒发一种强烈的爱国情绪，抒写主人公想像中的国家是一个年青女郎，而“自我”则可以像炉中煤一样燃尽，可见“国家”、“民族”在诗人心目中居於至高无上的位置。〈浴海〉一诗则直接呼唤著“新社会的改造”的主题：“趁著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著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
以上作品的内容，代表了创造社文学创作的主导面，而创造社同人“创造一个理想社会”的精神追求，强有力地制约著这些作品的主题、结构以及情感流向。正因为如此，创造社的作品在当时的文坛呈现出特别的色彩。以往学术界用“浪漫主义”一词概括创造社的文学特征并不完满，因为擅於抒情、重视想像的文风是与它的救世热情和道德冲动分不开的。当时，鲁迅与文学研究会成员及其他文风相近的作家的创作原动力，同样也来自一种拯民济世的愿望，不过他们把这种愿望寄托在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之中，创造社则凭著单纯的想像和热情在作品中构筑著一个虚幻的梦。二 理想社会的完美无缺特征
有研究者认为创造社是青年文化的代表，理由是创造社同人在初涉文化界时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这种概括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创造社同人对社会、对个人没有来得及进行冷静地思考，其理想中的民族国家与社会形态完全建立在想像和热情的基础之上，“完美无缺”是其根本追求。
创造社同人对旧世界持一种彻底弃绝和全面摧毁的态度，他们追求一切都重新开始。郭沫若笔下的“凤凰”之所以“涅盘”，是因为整个宇宙都成了“屠场、地狱和囚牢”：“我们飞向西方，／西方同是一座屠场。／我们飞向东方，／东方同是一座囚牢。／我们飞向南方，／南方同是一座坟墓。／我们飞向北方，／北方同是一座地狱。”凤凰更生所带来的是整个宇宙的更生，是“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创造社同人所拥有的，正是这种凤凰涅盘的心态。《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封面画也形象地展现了创造社同人告别过去、追求新生的伟大理想，其画面简洁，创意鲜明——一个即将生产的孕妇和一艘在早霞映照下驶出海面的轮船，构成了“创造”的主题，整个画面有著生意盎然的氛围以及恢宏阔大的气势，喻示了“创造者”对美好未来的信心。还有，《洪水》周刊的命名起初就是来自圣经的故事。上帝为了洗涤人间的罪恶，使洪水泛滥在地上，要把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全部毁灭。创造社所幻想的，正是这种救世主的角色和功能，他们要像上帝一样去破坏和创造。
创造社同人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完美无缺”的特征，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内容：其一是科学的倡明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五四“新青年”们提倡“科学”和“民主”，其中科学仍旧毫无保留地受到创造社同人的尊崇，我们随处可以发现他们对科学的礼赞。成仿吾在贬损当时的国学时宣称：“科学不仅为我们的素养最紧要的命脉，而且是恢复我们的生命力之唯一的源泉，我们当对於科学维持我们的信仰”。郭沫若称赞科学是“救济全世界的福音”，为“利用厚生之道非仰之於科学不可，启发智能之途亦非仰之於科学不可”。创造社同人不仅仅提倡和呼唤科学，在推广科学方面他们还做过一些切实的工作。1918年，他们就有过创办一种纯粹科学杂志的意图。1923年创造社出版了一套科学丛书，其中有成仿吾的《漩转汽机》、《工业数学》、张资平的《海洋学》、《地球史》。他们在编辑这套科学丛书时还有过周密的考虑，他们的目的在於提高国内科学书的程度。“创造日”专栏还发表过有关科学的文章，诸如周全平的〈读《科学大纲》第一册后〉、张资平的〈新制矿物学教科书〉、〈高等矿物讲义的批评〉等。与重视科学相一致，创造社对现代化的物质文明表现出深情的向往。郭沫若曾把摩托车前的明灯比作二十世纪的太阳神；把工业化大都市的繁荣景象形容成“万籁共鸣的交响乐、自然与人生底婚礼”；把轮船上的烟冒出的浓烟比喻为“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
其二是绝对的社会平等。创造社同人不再满足於英美式的民主政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机会均等理论。他们所要求的，不仅仅包括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的平等，他们认为，只有贫富均匀才会带来真正的平等。达夫曾认为当时的社会症结在於贫富不均：“所谓人类的幸福，由目下的社会状态看起来，根本问题，就在经济。当社会组织没有改善以前，我们的能不能享幸福，简直可以说就在你一个人有没有资产。在目下的中国社会里，最明显的一件事实，就是有资产的富人少而无资产的穷人多。”与这种观念一致，他们对私有制度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私有制度是一切社会不公平的最终根源。1923年郭沫若就声称：“艺术的起源本与民众有密切的攸关；然自私产制度发生，艺术竟为特权阶级所独占。……二十世纪的今日已经是不许私产制度保存的时候了。”1924年成仿吾呼吁：“如果要达到民众艺术的实现，我以为一方面须力求真的艺术之建设；他方面须即将阻碍教育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魔宫屠倒！”
其三是充分的道德完善。正如《洪水》刊名所暗示的那样，创造社同人所追求的是要把社会的全部罪恶和丑行清洗得乾乾净净，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要开满“善”的花朵。他们有一个基本思想，认为国家的积弱不振、社会的种种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缘自道德的沦丧。《创造周报》的发刊词指责人类的自私、自相斫杀、冥顽、偷惰；成仿吾则批评中国社会的道德衰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世风日靡，正义沦亡以来，人之争点莫不集中於利，向义者反被笑为非迂即愚。……而且现在的中国人，别的技能虽然一点也不发达，只有虚伪与作恶的工夫，直可以夸耀环宇。……大地开遍了恶之花，天空充满了撒旦之歌颂。”他进而呼吁：“我们这庞大的民族，逶宇至今，仅存一具苍白的死尸了；让我们全来由这种真勇之养成，恢复我们的道德的生活！”正因为他们从道德的层面看取社会现状、从道德的角度寻求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途径，致使他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描述也就蒙上了一层相当浓厚的道德色彩。
创造社同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家，他们追求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审美和想像的基础上，“完美无缺”是他们的理想目标。可是，他对乌托邦社会的向往，并没有引起当时知识界的警觉；相反，他们的论敌除了在一些细节的事物上与其纠缠外，并没有人揭示他们精神深处的这种乌托邦理想的虚妄。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从他们的精神信仰中看到中国历史上那些曾仰慕和描述过大同社会和道德理想国的知识份子的身影。三 “自我创造”只是从属於改造社会的需要
创造社同人在内心里构筑著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对於个体人格则相应地提出了某种规范和要求。在1920年1月18日给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流露出对“自我”人格的深刻怀疑：“我到底是个甚么样的‘人’，你恐怕还未十分知道呢，你说我有Lyrieal的天才，我自己却是不得而知。可是我自己的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Goldsmith还堕落，比Heine还懊恼，比Baudelaire还颓废。”在同一封信中，他倡导“自我创造”：“我不是个‘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著哀哀切切的坏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两天后，郭沫若写成〈凤凰涅盘〉。这首诗借用神话题材，以一种激烈的情绪和空前的形式重复了上述信中“自我创造”的主题。
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便会发现郭沫若倡导“自我创造”的两个重要前提：其一，精神“自我”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分解成一个“假我”和一个“真我”，而“真我”往往被“假我”驱逐或者遮蔽；其二，“假我”或者说“旧我”可以彻底地被毁灭以至剩下一个纯粹的肉体，“真我”或者“新我”可以完全取代“旧我”而构成真实的“自我”。
郭沫若的“再生之我”或者“自我创造”以后所获得的“真正的自我”的存在依据在哪里？简单地说，人们怎样才能把它们辨认出来，进而给予它们崇高的地位呢？在创造社同人的精神视野中，国家、民族、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是审视和确立“真正自我”的最后依据和标准。郭沫若1922年告诫一位台湾青年：“S君，我们的祖国已不是古时春花烂漫的祖国，我们的祖国只是冢中枯骨的祖国了”，“人只怕是莫有觉悟。一有觉悟之后，便向任何方面都好，我们尽管努力，努力做个‘真个的人’罢！”他认为，只有从拯救国家的思虑中，“觉悟的人”才是“真个的人”，才获得了真实的自我。成仿吾也有同样的说法，他声称：“伟大的精灵的一生，是不断的传道与殉教；这些便是他征服一切的过程。我们要时常接触著伟大的精灵，自己也成为一个。肉体只不过是我们的工具；使用这个工具，为高尚的目的，把一切的障碍征服著前往，只此便是人生的不误的真谛。”也就是说，要成为伟大的精灵，便要发现人生的真谛（即真正的自我），必须把肉体看作一个工具（彻底的摧毁精神上的“旧我”），然后归附於高尚的目的（在成文中同意於“明道救世”）——亦即无条件地拯救国家民族，作全身心的皈依。
创造社同人所追求的“真实自我”，实质上是一个比个人更“高大”、更广泛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的化身，而个人只是这个化身的一份子、一个因素。要获得这种“真正的自我”，还意味著一种具有质的飞跃意义的“精神解放”，意味著享有一份“更高层次的自由”。创造社“自我创造”的观念一旦步入实践的领域，其结果是个人空间被侵占、自由受约束。既然每个人都有一个有待挖掘的真正的自我，而且人人都可以通过思考或者教育找到那个真正的自我，那么对那些达到一定智慧和道德水平的人来说，他们就会自觉追求“真正自我”的实现。相反，如果大多数民众还处於“蒙昧”状态，那么，那些自认为已发现“真正自我”、“人生真谛”的人，亦即那些自认为拥有打开通向未来“美好的理想社会”大门之钥匙的人，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启发、甚至强制民众，以使他们获得“真正的自我”，从而忽视他们的实际愿望和基本需求。
后期创造社要求作家彻底清除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达到“无私无我”的精神境界，这便是他们“自我创造”的思想发展到极致的表现。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宣称：“假若他真是‘为革命而文学’的一个，他就应该乾乾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完全克服，牢牢地把握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郭沫若则要求文艺青年“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太容易了，这儿有几个必要的信条：第一，要你接近那种声音；第二，要你无我；第三，要你能活动”。成仿吾呼吁作家“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然后“努力获得阶级意识”。他们都举著一个富於集体意味、更具有道德感的崇高目的来敦促他人进行精神上的“自我创造”，以便更好地服务於改造社会、革新现实的目的。
达夫后来脱离创造社，其原由可谓复杂难辨，但有点可以肯定，达夫不赞成郭、成等人后期的主要观点，特别是上面一段提到的那些主张。他认为那些本身不是“无产阶级”的人，不可能获得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尽管达夫提出这一观点后并没有进行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也没有著力去揭示其同人观点的精神实质，他只是觉察出了“彻底的换脑筋”的不可能，这暗示了达夫有著维护个体私人空间的内在努力，他不愿意放弃个人的独立品格，不愿意在“把人看作纯粹工具”的思路上走得太远。
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份子的心里都无法舍弃对现实政治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但是其中像鲁迅、达夫等一些人，他们在关怀现实社会的同时，还保持著对维护个人独立人格的警觉。可以说，他们在维护个人与拯救社会之间保持著某种平衡。1931年，鲁迅在一次演讲中述评了创造社的发展历程，他尖锐地指出创造社所说的“突变”之不可能：“……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鲁迅并没有深入挖掘创造社同人“突变”一说的精神根源，但他们要求作家做所谓的“突变”（亦即倡导清洗作家个人的思想空间）则遭到了鲁迅的尖锐批评。显然，相对於五四时期知识份子走不出“拯民济世”的精神传统，创造社则在此基础上走上了一个极端，而五四时期知识界对这种危害个体独立人格的极端思想是有警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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