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
　　嘉祐八年（1063年），赵曙继位，称为宋英宗。这时的宋王朝，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剥削越来越严重，民不聊生，农业萧条，田赋收入没有保证，而政府的财政支出却成倍增加，外加每年付给辽和西夏大量银绢，国家财政出现了危机。尤其是辽、西夏不断袭扰宋境，而宋军在防守边境的战争连连失利，丧失了大片国土。宋朝的统治面临着危机。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病逝，由19岁的赵顼继位，称为宋神宗。神宗赵顼从小就立志要富国，要收回被辽、西夏夺去的大片国土，以雪宋王朝的耻辱。可是，谁能辅佐年轻的神宗皇帝成就这番大业呢？依靠元老重臣吧，神宗觉得不行。这些元老重臣中的许多人，当初曾经支持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也干过一番事业，可如今，他们年大位高，财产多了，一个个变得暮气沉沉了。而王安石，有才能，有朝气，主张富国强兵，立志变法图强。神宗认为，王安石能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的抱负。宋神宗起用了王安石。
　　王安石，宇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生于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冬天。他的父亲王益，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吏，由于家乡没有田园宅第，所以他在哪里做官，就把家属带到哪里，他从小随父四处迁徙，他父亲积极入世的思想和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品格，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体察了民间疾苦。17岁那年夏天，王安石随父亲来到江宁府（今南京市），他就醒悟到，时光是永远前进不停的，人在少壮时如不立定正确方向，一辈子都会一事无成。这时，他决心一意钻研学术，并以古代的契和后稷作榜样，争取将来名垂史册。
　　王安石22岁时考中进士，以后就在地方上做官。27岁那年被任命为鄞县（今浙江宁波市）知县。这年，鄞县是个大丰收年。王安石劝导农民兴修水利，疏通河道，修筑通衢，把鄞县治理得有条有理。第二年，在青黄不接的春季，他把官仓的存粮借给农民，秋收后按官定的利息偿还官府。后来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最初就是从这里孕育的。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被调到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执掌财政大权。自从当了京官以后，他接触的官员多了，对朝廷的症结看得更清了。大权在握，王安石产生了改革政治的想法。他向宋仁宗赵祯上了近万言的奏疏，即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变法的主张。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
　　宋神宗赵顼是个有抱负的皇帝，有些治国的想法和王安石接近，因此他起用王安石辅佐自己实现富国强兵的抱负。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基本主张是富国强兵，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时，宰相曾公亮年过70，遇事模棱两可，是个滑头。宰相富粥，因循守旧，见行新法便装病求退。参知政事（副宰相）唐介、赵抃都反对变法。唐介四月死去。赵抃难以阻挠变法，暗地叫苦。当时有人讽刺说：五个执政者王、曾、富、唐、赵是生、老、病、死、苦。神宗和王安石不能依靠曾、富、唐、赵这些人变法。二月下旬，神宗特别下令设置的制定三司条例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建立。神宗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由王安石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工作。王安石还任用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新人作为变法的助手。
　　王安石和吕惠卿等人一起制订新法，颁布天下。新法的主要内容有：一、青苗法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较低利息贷款或借谷物给农民，秋后偿还，使农民避免地主豪绅的高利贷盘剥。二、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地主、官僚也要交钱。三、农田水利法政府奖励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四、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坏、多少规定纳税的数目，官僚、地主不得例外。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户组织起来，每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地主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每家有两个以上壮丁，就要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练兵习武，维持地方治安，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新法实施以后，收到了显著成效。全国兴修水利1万多处，灌溉的土地达3600多万亩，人民得到了好处，国家增加了收入。在与西夏的交战中，北宋取得了开国以来的首次胜利。这就是著名的熙河大捷。大捷传来，皇宫内外一片欢腾。神宗亲自召开庆功宴会，他还将自己身上的玉带解下来赐给王安石。王安石变法进入了全盛时期。
　　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招来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守旧派把自然灾害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硬说是变法触怒了老天爷。国丈向经、国舅曹佾、神宗的弟弟嘉王赵頵以及高太后、曹太后，对王安石的新法群起而攻之。福建人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郑侠指着图说：“流民扶老携幼，流离失所，困苦之状，皆因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只要停止变法，罢免王安石，天就一定会下雨。”高太后、曹太后流着泪说：“王安石乱了大宋天下！”神宗见了两位太后的样子，方寸全乱了，他下令免去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让其回家休养。
　　宋神宗免了王安石的职，但他并不愿废除新法。神宗将王安石举荐的吕惠卿提升为参知政事。吕惠卿已不是过去的吕惠卿了。他看见神宗势单力薄，再也不肯为推行新法卖力了。他想的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吕惠卿怕王安石重返朝廷搞变法，他设计了阻止王安石重回朝廷的诡计。一天，吕惠卿将王安石以往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送到神宗手里。他指着信上由他加了圈的“不要告诉皇上”几个字说道：“有什么不可以告诉皇上的呢？这不是瞒上欺君么？”听了吕惠卿的话，神宗的心凉了。他决定以后再不任用王安石。最后，神宗亲自领导变法，但他抗不住保守势力的进攻，步步退让，新法名存实亡。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逝世。高太后执政后，任司马光为宰相，新法被逐条废除。王安石得知后，感慨不已，大约一月后就去世了。终年66岁。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限制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稳定封建秩序
　　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变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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